在全黨全國人民，包括上海寶冶員工繼續落實中央八項規定之“會風”、“文風”精神的近日，筆者緣于參觀被共產黨人的鼻祖馬克思評價為“英雄”人物林肯的紀念堂，進而閱讀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見附件）及部分相關文章，獲得了幾點啟示。
啟示之一，領導人在重要場合也可以“短說”。
林肯當選總統后，美國南方各蓄奴州相繼宣布脫離聯邦政府，企圖繼續實施“奴隸制”統治，美國內戰逼迫爆發，林肯總統領導軍民（包括大量從南方逃往北方的奴隸）對南方叛軍作戰。1863年7月1日至3日，南北兩軍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葛底斯堡”展開了三天三夜的激戰，成為北美大陸歷史上規模最大、喪亡最慘重的一場戰役。美國南北雙方共16萬人投入了戰斗，其中5.1萬人傷、亡和失蹤。此戰，北軍重創南軍，扭轉了整個南北戰爭的局勢，成為美國內戰的決定性轉折點。
這場戰役結束后不久，美國聯邦政府決定建立一座公墓，以重葬在葛底斯堡戰役中陣亡的南北兩軍將士。1863年11月19日，當地政府舉行此公墓的落成典禮儀式。按我們的常規思維，在這樣的“舉世矚目”的重要場合，且是總統“親自”參加，總統定會作“長篇演講”。可林肯講得很短——據記載，他演說開始時，一位記者同步支上三腳架準備拍攝照片，等照相設備就緒的時候，林肯已走下了講臺。林肯兩分鐘的演講結束時，大約1.5萬名與會者先是一怔，以為是暫時的停頓，然后人們才對他演說之精彩回味過來，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林肯在此的演講詞，今天譯成中文，不過400多個字。
啟示之二，“短說”勝過“長話”。
在同一場合，也就是在林肯于葛底斯堡公墓落成典禮上演講之前，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當時最知名的演說家艾佛瑞特卻“滔滔不絕”地演講了兩小時，其講稿譯成中文達13600多個字。
可“功效”與演講時間的長度恰成“反比”。
連艾佛瑞特本人也于演講的次日寫信給林肯，在頌揚總統簡明扼要而具說服力的演講后說：“如果我在兩小時內所講的東西，能像你在兩分鐘內所講的那樣觸及這個集會的中心思想的話，那我就十分高興了。”
當時，美國各大報紙和其他一些輿論高度贊揚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講，其中一個說：“總統短短數語來自于心，短短數語打動每個人的心，不充滿感情是無法閱讀林肯的演講的。”當年的《紐約論壇報》和其他許多報紙在報道林肯演說時有5處用了“鼓掌”字樣，在結尾用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字樣。《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記者的電文只有一句話：“林肯總統的獻詞將永垂青史。”《辛辛那提新聞》記者在演說詞全文后面加評論說：“這是在合適的地點說了恰到好處的話，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它都完美無疵，是一篇譽滿全球的演說詞。”
艾佛瑞特兩小時的演講，很快就沒人記得了。而林肯的兩分鐘演講，卻成了全世界至今還在傳誦的名篇，并影響了許多人。其演講詞不僅刻在林肯紀念堂的大理石墻上、（手稿）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中，還被鑄成金文，長存于英國牛津大學。美國每年的“總統紀念日”，人們都要在林肯紀念堂外的臺階上朗讀《葛底斯堡演說》。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深受林肯《葛底斯堡演說》的影響。1921年6月孫中山在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作題為《三民主義的解釋》的演講中說：“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這個結晶的意思，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話相通。林肯所主張的這個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
啟示之三，“短說”難于“長話”。
最善于自己寫演講詞的美國前總統之一是伍德羅•威爾遜。他曾被人問起：“要花多長時間準備一個十分鐘的演講？”他說：“兩個星期。”那人繼續問他：“那一個小時的演講呢？”“一個星期。”威爾遜答道。“那兩個小時的演講呢？”那人再好奇地問他。威爾遜笑道：“噢！我一兩天就可以準備好，甚至可以即興演講。”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兩分鐘演講，能取得巨大成功，絕非偶然。據記載，林肯因常揣摩自己的演講詞而出名，他可以揣摩一整天，甚至是好幾個星期。他隨時都會記下一些東西，把它們藏在自己的帽子里。之后，他擠時間把這些筆記按順序排好，寫下來，看一遍，再充實到他的演講稿中。在葛底斯堡演講的前兩星期內，林肯連穿衣服、刮胡須、吃點心時也想著怎樣演說。演說稿改了兩三次，他仍不滿意。演講的頭天晚上，林肯不和任何人聯系，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繼續潤色他的演講詞。即便是當天在騎馬去公墓的路上，他還在思考、斟酌其演講詞。 附：葛底斯堡演說
亞伯拉罕•林肯 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們在這個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國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來平等的原則。
現在我們正從事一場偉大的內戰，以考驗這個國家，或者任何一個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則的國家是否能夠長久存在下去。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一個偉大戰場上集會，烈士們為使這個國家能夠生存下去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們來到這里，是要把這個戰場的一部分奉獻給他們作為最后安息之所。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應該而且是非常恰當的。
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這塊土地我們不能夠奉獻，不能夠圣化，不能夠神化。那些曾在這里戰斗過的勇士們，活著的和去世的，已經把這塊土地圣化了，這遠不是我們微薄的力量所能增減的。
我們今天在這里所說的話，全世界不大會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勇士們在這里所做過的事，全世界卻永遠不會忘記。毋寧說，倒是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應該在這里把自己奉獻于勇士們已經如此崇高地向前推進但尚未完成的事業。倒是我們應該在這里把自己奉獻于仍然留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我們要從這些光榮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獻身精神，來完成他們已經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我們要在這里下定最大的決心，不讓這些死者白白犧牲；我們要使國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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